有三次赛道切换。第一次是入行几年后，从综合商事争议解决转向知识产权。我做了几年综合商事争议解决业务，包括合同、股东纠纷等，甚至还有建设工程类案件，工作表现自我评价能达到A，但知识产权是我能做到S的领域——兴趣更浓、研究更深、说服法官拿到认可判决的成就感更强，我决定全力押注这个方向。

第二次是从知识产权诉讼延伸到非诉，主动向商标非诉领域的同事学习，包括参与了不同公司和资本市场非诉项目中的知识产权尽调、合规、许可交易等业务，补齐了知识产权的完整业务链，成为诉讼与非诉都能覆盖的复合型律师。

第三次是2024年从红圈所加入己任，我想验证客户选择我是因为平台还是个人能力，同时基于对AI趋势的判断，提出"1+1+AI"的团队模式，想在一个更年轻、更精干的平台上按自己的理念重新出发。

以马航案为例，2014年3月8日MH370失联后，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律协组织专业律师组建谈判律师团，为乘客家属提供法律服务。我当时还是争议解决组的年轻律师，被组长推荐加入项目担任助手。这个项目最终帮助乘客家属取得了数倍于国内死亡赔偿金的补偿。

飞人乔丹诉乔丹体育、2016年广东高院翻案的非诚勿扰商标侵权案，我也都是主要参与成员。当时还是律师阶段，受限于代理人人数限制没能上庭，但从策略制定、证据梳理到主要文书起草，我都有主要参与。

回过头看，年轻律师能接触到什么样的案子，平台固然重要，但前提是你得让别人愿意把机会给你。正是在这些案件中全力投入，我才积累了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实战经验，也为后来独立操盘重大知识产权案件打下了基础。

蝴蝶椅子案。这是一起AI著作权领域的突破性案件，入选了苏州法院十大典型案例。原告通过大模型用关键词生成了蝴蝶形状的椅子设计图，被告沟通合作未果后，自己也使用大模型生成了类似设计，原告起诉著作权侵权。案件难点在于，当时已有多个判例认定用户可以对AI生成物享有著作权，最高院还转发宣传过相关案例，我们需要说服法院接受不同的观点。

核心还是扎实的证据和专业的说理。我们用了两个比喻：第一个是化用"胸有成竹"——画家创作前心中有画面，但AI用户是"胸中无竹，手下也无竹"，生成前根本不知道结果是什么。第二个是"出题者与答卷者"——人出题，大模型答卷，人改卷，用户只是认可了AI的结果，并非自己创作。就像教授布置论文题目，学生写出不同的论文，没人会说教授是作者。

最后总结陈词时，我用普希金《渔夫与金鱼》的故事做了升华——不能因为有人第一个向AI提出需求，就禁止其他人有同类需求，任何人都有利用AI追求幸福的权利。结合Deepseek开源共创的背景，我们向法院阐述和呼吁，大模型的用户不应该搞提示词圈地，而应该倡导知识平权，让公众共同享受AI发展的成果。最终法院顶住压力，做出了对我们有利的裁决。

三个因素。第一，客群质量高，我们长期服务世界500强、国内500强和各领域有潜力的新兴企业，这些企业面临的纠纷往往是新型、高额、生死攸关的。

第二，有一整套专业打法，在抓准案件定性的同时，综合运用市场调查、经济学分析报告等工具，科学计算和论证赔偿金额。

第三是信念感——代理律师必须对案件有强烈的意志和信念，真正把客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。这种信念感会影响庭审表现，激发律师团队和客户发掘更多的证据和支持材料，也会让裁判者更认可你的观点。这也是好律师不会被AI取代的核心原因。

两个方向。第一是AI相关业务，包括AI合规、AI成果保护和AI衍生的交易许可，这三个细分方向侧重点均有所不同，但都有很大的业务发展空间。

第二是知识产权出海。我2012年入行，见证了行业从"外到内"到"内到外"的变化。现在中国企业大量出海，海外知识产权需求非常旺盛。而且，与之前重申请相比，现在中国企业对于海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落地，也就是enforcement的需求大幅增加。中国律师在这个过程中，不仅是外所的协调者，还可以更加主导参与、有所作为。

首先要认清定位——知识产权律师是"复合体"，这个领域融合了法律、文学、艺术、科技、经济，我们的工作是保护创意，自身更要展现创意。如果你兴趣广泛、对交叉领域有探索欲，这个赛道非常值得深耕。

其次要重视研究能力和持续学习。我招人时会重点看学术成果，因为有研究习惯的人，往往有持续钻研的动力。我们有实习同学在小红书上坚持发知识产权案例笔记，积累了几千粉丝，既提升了自己又打造了个人品牌，这是非常好的做法。

最后一点，律师是一场长跑，要敢于切换赛道，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，别过度透支职业热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