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并非判例法国家，但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定期发布标志性案例或指导性案例，供下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参考。尤其是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，该法庭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利侵权及专利效力相关案件的上诉，这些"示范性"案例裁判多年来逐步完善了中国专利诉讼的相关规则和发展趋势。

例如，2025年末，最高人民法院刚刚维持了诺和诺德（Novo Nordisk）公司司美格鲁肽（semaglutide）核心专利在中国的有效性。这一备受瞩目的案件表明，中国司法机关越来越愿意接受申请日后补交的实验数据，前提是相关技术效果的构思在原始申请文件中已有所体现。此外，中国法院对于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，也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——最高可达五倍。例如，己任律师事务所就曾代理一个跨国公司在华获得高达3000多万的5倍惩罚性赔偿。

在中国，专利诉讼成本远低于西方国家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美国等普通法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。同样，审理周期也更短，一审通常约为一年。此外，如果在中国的专利诉讼中认定侵权，法院一般都会颁发永久禁令，且判赔金额通常能够覆盖可能产生的法律费用。

因此，当企业在制定中国诉讼策略时，成本和时间可能并非最重要的考量因素。相反，企业主要考虑的是想要通过专利诉讼达到什么目的——是禁令、赔偿，还是两者兼得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胜诉概率。当然，选择管辖法院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。例如在颁发行为保全方面，不同中国法院的审理速度和接受程度会有所差别。

中国法院是标准必要专利（SEP）纠纷的主要战场之一，近年来已作出多项标志性裁判，包括那些颇具争议的禁诉令。

关于对创新的影响，从实施者和许可方的不同角度出发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分析结论。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，5G标准必要专利组合的规模非常庞大，而过度声明问题可能使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剧。在自上而下的许可费计算方法下，许可方或许很难再期望每一件专利都能获得与以往同等的价值评估。虽然这未必会损害创新，但很可能会促使许可方寻求新的游戏规则。

在中国，实施者在谈判中可能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，因为通过自上而下方法计算得出的许可费率通常低于历史交易条款，而且只要实施者在谈判中注意遵守相关协商要求，在侵权诉讼中面临禁令的可能性就较低。

专利有效性一直是中国专利诉讼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。在以往的无效宣告程序中（类似于美国的多方复审程序），中国专利被无效的平均概率约为50%。此外，中国对无效宣告请求的提起主体和提起次数均无任何限制。我们见过许多备受关注的案件最终因涉案专利被宣告无效而遭驳回。

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的现有技术检索进一步降低挑战成本、提升检索能力，可以合理预期，未来针对专利有效性的挑战将变得更加激烈。对于专利权人而言，这意味着在中国发起专利维权之前，应当更加审慎地对自身专利进行有效性评估——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向客户建议的做法。

在处理中国专利诉讼的时候，很多外国公司在两个方面常常会陷入误区。

第一，许多企业想当然地认为已获授权的中国专利一定有效，但事实上，中国专利被无效的比例相当高。根据我们的经验，这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创造性（即非显而易见性）方面的审查标准比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欧洲专利局更为严格。因此，在发起专利维权之前，对专利进行严格的有效性审查至关重要。

第二，中国没有美国式的证据开示制度，因此举证责任主要由专利权人承担，在大多数案件中，这需要聘请私家调查人员进行深入调查和证据固定。为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采性，关键证据通常需要经过公证——例如，在公证员见证下购买被控侵权产品，或由公证员见证并记录被告对相关事实的陈述。

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视为己任律师事务所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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