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作权法的产生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，其正当性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以及康德、黑格尔的人格权理论。因此，版权法确立了一个核心原则：不保护抽象的思想，只保护人类精神与智力劳动注入物理媒介后形成的“表达”。但在AI生成的语境下，人类用户仅仅通过输入一段提示词来提供思想，将抽象思想转化为具体表达的过程部分甚至完全交由AI系统通过算法自动完成，这从根本上消解了“思想与表达二分法”赖以生存的过程基础。

纵观中国近年的司法实践，法院在著作权框架内进行了艰难的探索

在“春风”案中，法院详细查明了原告的创作过程，认定其通过提示词的不断迭代与参数调整付出了实质性智力投入，从而赋予了该AI生成图片美术作品的著作权。

然而，在“猫咪晶钻吊坠”案与“蝴蝶椅子”案中，由于原告未能保留生成时的记录或未提交原始生成过程记录，无法证明其个性化表达和独创性智力投入，法院明确拒绝给予版权保护。

“母子撑伞”案更是明确认定，过度依赖工具与算法、仅通过输入简单文字指令“一键成图”的生成结果缺乏人类创造性劳动，不构成作品。

这种基于“人类实质介入”的个案审查标准确立了极高的举证门槛，导致权利状态极度不稳定。此外，如王迁教授所指出的，如果在现阶段单方面将AI生成物视为作品，将导致严重的国际保护失衡，使中国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。因为在国际层面，美国司法机关与版权局已展现出极其强硬的“人类中心主义”立场，在Thaler案中最高法院的拒绝审理阶段性地终结了纯AI自主生成物获得美国版权的可能性。

为规避“机器能否创作”的本体论争议，部分学者提出了“邻接权说”，主张不承认AIGC的狭义著作权，而是通过设立或扩张邻接权制度，赋予使用者经济层面的专有权，以保护投资并防范“搭便车”行为。

尽管这一方案较之传统的著作权“肯定说”更为务实，但依然存在制度性的局限。从历史渊源来看，邻接权（如录音制作者权、广播组织权）的设立初衷是保护传播者对“已有自然人作品”进行传播加工时所付出的经济投入。但生成式AI并非单纯的传播工具或录制载体，它通过高维向量空间与概率统计，直接“合成”了海量的前所未有的内容。将主要用于规范下游传播媒介的邻接权平移到前端的合成数据生成，在法理逻辑上存在错位。

面对传统知识产权法的严重不匹配，在国际学术界，已有越来越多具有前瞻性的学者呼应了“专门立法”的必要性。例如，美国知名知识产权学者帕梅拉·萨缪尔森（Pamela Samuelson）与澳大利亚学者贾尼·麦卡琴（Jani McCutcheon）均撰文指出，若将无人类作者参与的机器生成物直接纳入传统版权框架，可能导致版权理论的张力与适用困境；他们均提到可考虑建立一种专门权利体系，以在技术激励与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。

跳出现有法律框架的修补，一部生成式AI专门立法可以且应当统筹解决输入端与输出端的规则制定。

对于输出端，可创设独立的财产型“专门权利”。现实是AIGC是一种包含大量人类经济与技术投资、但缺乏传统灵魂与情感的工业化文化产品，其保护客体为“具有经济价值的AI生成数据集合”。专门立法应剥离发表权、署名权等具有强烈人身依附性质的精神权利，仅赋予使用者纯粹的财产权利（如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），以防止商业盗用。同时，为防止文化资源垄断，可为其设定远短于传统版权的保护期，促进信息的快速流通和共享。

在人工智能量化人类表达能力的时代，传统版权法在应对AI能力的冲击时已尽显疲态。无论是著作权理论的艰难拉伸，还是邻接权制度的妥协套用，都难以提供稳定、可预期的商业与法律环境。探索涵盖“专门权利”与“强制数据透明机制”的专门立法，不仅是对技术投资热情的保护与对传统IP体系漏洞的填补，更可使我国在全球数据合规与知识产权新范式竞争中占据主动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