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在笔者处理的一宗境外仲裁案件中，成功借助第三方资助机构之力，使当事人在几乎零投入的情况下维护自身权利，使案件达到“起死回生”之效。促成本案的过程中，笔者梳理了境内外关于第三方资助("TPF")的相关材料，请教了部分境内外争议解决界的资深人士，深感TPF的话题在境内仍嫌书卷气息浓厚，实证讨论较少。鉴于该制度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，笔者不揣冒昧，通过一则案例分析TPF在争议案件中的作用，同时对TPF在内地受到的挑战提出自己看法，供读者批评、指正。
一
个案分析：TPF帮助解决当事人现金流问题
(一) 案情简介
某中国内地创业团队收购了香港公司A。A与境内公司B签订合作协议，约定A向B提供技术支持，由B向终端客户投标；如B中标，应排他地向A采购设备及服务；协议适用香港法，在香港仲裁。协议签订后，A妥为履约，B因此成功中标；但B却因种种原因明确向A表示将不再向A采购设备及服务。如此一来，A损失了前期所花费的人力、物力(wasted expenditure)，也损失了预期利润(loss of profits)。在与内地、香港律所接触后，A了解到：香港律所费用高，且对案件是否能胜诉不愿给出大致判断，A在花费高额律师费等费用后是否能有好的结果是不确定的；内地律所则认为，预期利润损失举证难度高，无兴趣推动案件。A的权益有无法得到保障之虞。
笔者经分析案情，认为A向B提起仲裁的话，存在胜诉的可能；但如何让A在未高度确信推进本案会有实际回报前就支出较高的境内外律师费、仲裁费等成本，是当下的核心难题。笔者考虑，引入TPF应可解决以上矛盾。
(二) TPF模式
TPF为企业或个人在诉讼/仲裁中提供资助，以收取“胜诉费”作为对价。仅当被资助者胜诉且收到执行回款后，资助机构才会收取费用、报酬；若败诉，资助机构不会收取费用，甚至有可能需要支付对方作为胜诉方的法律费用，简言之，是“无功无酬”模式(见注释1)。
TPF的优势包括：
缓解当事人资金压力。
增强当事人成案信心。专业的TPF机构前期会对案件进行严格评估，再决定是否投资。A得到投资，也意味着TPF内部评估专家对案件有较大信心，A非常可能胜诉。这对与A协调内部资源积极应对本案有正向作用。
整合优质人力资源。好的TPF机构有优秀的内/外部法律顾问团队，可以帮助被资助者对接到优质的律师团队、专家证人、诉讼保险等资源，对案件会产生实质性的帮助。
基于以上考虑，笔者与一家长期合作的境外资助机构取得联系，请他们评估本案。在多方努力下，该机构决定投资，且投资预算几乎覆盖了全部法律费用，A得以放心委聘律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二
TPF在中国内地应用受到的挑战
(一) TPF在内地发展应对的商业挑战及思考
虽然TPF有很高的商业价值，但内地适用得却并不普遍。仅就商业方面，TPF在内地方面的挑战包括：
1. 内地的“无讼”文化仍是主流。TPF能从财务角度帮助当事人，却很难改变中国公司避免诉讼的法律文化。对此笔者认为：随着“走出去”的中国公司对国际规则越来越熟悉，内地公司会更积极地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，TPF前景仍然广阔。
2. 已有的收费模式挤占TPF的发展空间。资助机构的盈利模式和实际收回金额有关；而当前一些律所的已有收费模式以风险代理为主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助机构的盈利空间。就此，笔者认为应看到以下趋势：
高标的、涉外、国际仲裁案件适合引入TPF。例如，针对部分高标的案件，如律所按照风险代理方式收取律师费，金额反而比按时计费高出许多，此时当事人选择计时收费较为便宜；一些涉外、国际仲裁案件中，律所按时计费较为普遍，且风险代理收费部分难以被仲裁庭支持转嫁给争议相对方，此时当事人选择按照计时收费更为合理。这些计时收费的案件也是适合引入TPF的案件。
随着能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律师的议价能力不断增长，风险代理收费模式对此类律师愈发显得不合理。如当事人既想获得优质的法律服务，又不想承担过高的前期费用，TPF就成了较好的折衷选项。
3. 当事人对TPF理解度、信任度尚不足。一些境外资助机构目前仍受制于对内地法律的不熟悉，难以预测案件结果，因此展业动力不足。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资助机构邀请资深争议解决律师合作，对当事人的潜在案件进行详尽的尽调、评估。对资助机构而言，可以扩大投资机会，即使未投资成功，也可以建立信任基础；对当事人而言，有可能让案件“起死回生”；对律师而言，成则多了一宗案件，不成也至少可以建立信任基础。
(二) TPF在内地面临的司法挑战及思考
TPF在内地除去面临上文介绍的的商业挑战外，还面临着司法挑战。不久前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(“上海二中院”)作出（2021）沪02民终10224号判决(见注释2)，认定案涉诉讼投资协议无效，引起业内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。针对案涉诉讼投资协议，上海二中院有三点担忧：一、认为此种交易模式具有指向非实体经济的金融属性，应当审慎认定效力。二、认为案涉协议内容有损公共秩序，主要是因为该案中投资方与律所高度关联、缺乏利益隔离，投资方通过协议过度控制诉讼、禁止当事人披露投资信息，从而影响司法公正，伤及诉讼秩序。三、案涉协议的交易模式有违善良风俗，也即：TPF机构以私利为目的或影响司法，有违司法活动服务社会公众利益的属性，有违和谐、友善的核心价值。
投资方与律所高度关联是该案个案情况(第二点)，其他的理由(第一点、第三点)则是上海二中院对TPF本身的质疑。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声音。如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郑彧教授指出，上海二中院泛化了金融和金融监管的含义，诉讼投资协议内容仅为投资人为被投资方垫资支付诉讼费，在胜诉后获取一定的收益，这更类似于“风险代理”模式，而不会涉及货币在社会或经济流转层面的信用风险问题，这样的“商业模式”并无关金融秩序的问题，跟金融监管所要防范的系统性风险并无干涉(见注释3)。
法院对于仲裁中介入TPF似乎持更为开放的态度。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(见注释5)在（2022）苏02执异13号案件中认为，“仲裁中的第三方资助披露，主要是对于利益冲突及透明度的要求，被资助方主动披露第三方资助，仲裁双方也就第三方资助的合法性交换了书面和口头意见，仲裁庭对第三方资助进行了审查并记录于裁决书中，贸仲委在此程序上并无违反《仲裁规则》之处。……本案中被资助方向第三方资助人披露仲裁案件的进展，并无任何事实表明该行为会影响裁决结果的公正性。”由此认定第三方资助没有违反《仲裁规则》，第三方资助协议有效。
综上，笔者认为，TPF在争议案件中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，值得当事人、律师在了解当下的商业及司法挑战的基础上进行探索、充分利用。后续笔者还将通过若干文章介绍在案件中引入TPF的工作流程及要点提示。
注释
[1] 参见《纠纷解决中第三方资助的主要原则︱跨境顾释》，载搜狐网“天同诉讼圈”，https://www.sohu.com/a/454296373_159412。
[2]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，（2021）沪02民终10224号民事判决书。
[3] 参见《沙龙实录｜“诉讼投资协议效力”学术沙龙观点摘要》，载“复旦大学司法与诉讼制度研究中心”公众号，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3B4otjNesX4yyc25KNDcsQ。
[4]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，（2020）京02民终807号，东润锦泰（深圳）投资管理中心与帮瀛网络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。
[5]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，（2022）苏02执异13号，苏南瑞丽航空有限公司、云南景成集团有限公司等民事执行异议执行裁定书。
